女性主义伦理学在讨论哪些问题？ / 翻译

译自 FEMINIST ETHICS: SOME ISSUES FOR THE NINETIES,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 Volume 20, Issue 1‐2 / p. 91-107.

关于作者：

虽然持有女性主义伦理观的人都致力于相同的目标，但对其具体操作方法却众说纷纭。这种分歧是由多种哲学概念性差异引起的，包括长期存在争议的对女性主义本身的不同定义。女性主义这种不可避免的分歧意味着它无法以特定主题、方法或正统观念来区分。由此，下述都不是女性伦理学的特征：将妇女的利益放在首位；只关注所谓的妇女问题；接受妇女（或女性主义者）作为道德专家或权威；用“女性”（或“阴性”）代替“男性”（或“阳性”）价值；或直接根据女性的经验进行推断。尽管如此，一些女性主义者也偶尔认同其中一种。

尽管我最初对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描述很随意，但任何自称是女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也必须包含某些最低限度条件。

我将概述女性主义伦理学对五个伦理问题和基本伦理问题的讨论中出现的一些差异。当然，这五个伦理问题不是女性主义伦理面对的唯一问题。相反，女性主义伦理学的领域与非女性主义伦理学的领域是相同的，它包含道德和道德理论的整个领域。我选取了这五个问题，都是因为我认为它们在当代哲学辩论的背景下十分紧迫，并且我自身认为它们十分有趣。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我选取的问题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它们至少由于对通用性和特殊性问题的持续关注而结合在一起。不过，为了说明起见，我将分开讨论这些问题。

平等与差异

毫无疑问，当代女性主义的中心见解一直把性别认知为一种有时相互矛盾但始终普遍存在的社会规范体系，该规范根据其生物性别来规范个体的活动。因此，生理性别为男性的人被期待遵从男性气概的规范，而生理性别为女性的人则被期待遵循普遍规范中的气质。1970年，舒拉米思·费尔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 在她的经典作品《性的辩证法》的开头写道：“性的阶层如此之深，以至于根本无法看见。”在当代妇女运动的头十年中，女性主义者致力于提高“性阶层”和社会性别的可见度，探索（并谴责）每个人生活中性别规范的深度和程度。研究表明，性别规范不仅影响着装，职业和性行为，而且还会影响身体的举止，言语表达方式，饮食习惯以及智力，情感，道德乃至身体发展，并且主要通过实际性和/或象征性的方法加固了男人对女人的统治。

“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的概念性差异使女性主义者能够表达各种重要见解。这包括认识到，男性社会表面上非歧视地接受例外，即“男性化的”女性，这不仅只与“女性气质”相关联，而且这也预设了对“女性气质”的贬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别还使女性主义者能够将对男性气概的文化规范的批判性反思与对现实男性的对抗分离开来 [Plumwood1989]。

尽管社会性别的概念对女性主义有所帮助，但是，最近的女性主义反思表明，当女性主义者第一次表达这个概念时，这既不是像它表面上所述的那样简单，也并非没有问题。一些女性主义者对性别之间最初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的明显区别提出了挑战，并指出，正如生理性别差异影响（尽管并非不可避免地确定）社会性别规范的发展一样，社会性别的安排也很可能影响了某些次要性特征的生物学演变，甚至影响了定义性别的标准，即生育本身 [Jaggar, 1983]。其他女性主义者也对社会性别与其他社会类别（例如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区别提出了挑战。女性主义者对女性的主张通常是从相对少量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经验中非法地普遍化的，因此，在过去的十年中，女性主义者一直强调社会性别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常数，因为社会性别规范不仅在文化之间而且在文化内部也不同，在阶级，种族，年龄，婚姻状况，性取向等维度也有区别。此外，由于每个女性都是具有某个年龄，种族，阶级和婚姻状况的女性，所以社会性别甚至都不是自变量。没有纯粹的或抽象的性别概念可以在理论上加以隔离，而不受阶级，种族，年龄或婚姻状况的影响地来研究 [Spelman, 1989]。当然，这些其他社会类别也不能独立于性别来理解。

女性主义者对社会性别日益复杂的理解使她们对许多道德和社会问题的讨论变得复杂。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性别平等。在1960年代后期的当代女性运动开始之初，这似乎是一个相对直接简单的问题。在十九世纪，女性主义者偏爱男女分开的领域 [Friedmann, 1979]，而这已经被另一种需求替代，一种对男女同等法定权利的要求，或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到1960年代末，美国大多数女性主义者开始相信法律制度应该是性别盲目 (sex-blind) 的，法律制度不应以任何方式区别对待男女。在争取美国的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斗争中也表达了这种信念。宪法，如果获得通过，这项修正案本应该使任何区别对待性别的法律都判定为不合宪的。

男人的生理学定义了大多数运动项目，他们的需求定义了汽车和健康保险的覆盖范围，他们的社会设计的传记定义了工作场所的期望和成功的职业模式，他们的观点和忧虑定义了奖学金的质量，他们的经验和执迷定义了“优异”，他们对生活的物化定义了艺术，他们的兵役制度定义了公民身份，他们的存在定义了家庭，他们的彼此敌意、他们的战争和统治权定义了历史，他们的形象定义了神，他们的生殖器定义了生理性别 [MacKinnon 1987: 36 ]。

关于平等与差异的纠缠不清的辩论很好地说明了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一个特征，即它坚持认为社会性别，作为一种不同人之间的差别，必然或至少经常是和道德相关的。 鉴于这种坚持，许多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出发点可能与现代道德理论的出发点不同：女性主义理论家可能会转移传统的道德论证责任，去假设现代的男性和女性很少会处在类似的道德境况，除非被证明并非如此；而不是假定所有个人都应一视同仁，直到可以找到相关依据来佐证待遇的不同是必要的。这就导致了在90年代对女性主义伦理学提出了一个相关且同样重要的问题，即，如何表征和评估公正性。

公正性

前述的对公正性的批评似乎可以采取多种应对措施。一种选择是辩称批评是没有根据的，这取决于对公正主义立场的歪曲，误解和讽刺 [Herman 1983; Adler1990]。如果这种回应能够持续下去，就有可能表明所谓“男性气质”的公正主义 (“masciline” impartialism) 与“女性”特殊主义 (“feminine” particularism)，“男性”正义 (“masculine” justice) 与“女性”关怀 (“feminine”care) 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冲突。另一种选择是直接诉诸道德对抗，提供论据去挑战那些把“公正性”批判为“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或在政治上具有危险性的行动”的人的直觉。第三种选择可能是重新理解公正性的概念以及适当的考虑因素，以决定我们对各种个人和群体的责任。女性主义伦理学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在这些或其他选择之间进行选择，并评估90年代伦理学中公正性的适当位置。

道德主观性

鉴于这种迅速发展的文献，很明显，九十年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中心问题必须是发展思考道德主体的方式，这些主体对其自身的具体性、不可或缺的特殊性和特异性是敏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历史共同体来表达的，同时也被它们具有的内在的、共同的价值所表达，即启蒙运动中表达的理想：共同的人性，平等和公正 [Benhabib, 1986]。

自主性

90年代的女性主义伦理学必须找到一种与女性主义对道德发展的渐进过程、心理社会的性别建构以及对选择的历史制约相适应的道德主体性、选择和同意的概念化方式。在这个领域，女性主义者已经做出了一些有前景的工作 [Holmstrom, 1977; Gibson1985; Meyers, 1987]。

左：John Rawls, 右：Jürgen Habermas / 图源：3 Quarks Daily & The Sociological Cinema

尾注：

1. 本文中的许多想法是在与Marcia Lind进行长期讨论的过程中提出的。她的坚持不懈的质疑和她对早先草案的有见地的回应，极大地有利于这篇论文。帕梅拉·格雷斯 (Pamela Grath) 也发表了许多有用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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